1953年9月，我从山西省平遥中学毕业后，分配到山西工矿研究所勘探室（三局前身）从事测绘工作。

我们是三局最早的测量人

　　刚刚分配到勘探室，地质知识几乎为零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从1953年10月到1954年3月，先后师从三位先生学习测量和绘图技术，让我受益最大的是王季登和张树森两位先生。

　　王季登先生解放前就搞了很多年测量工作，解放后留在工矿研究所继续从事他的专业，直到1968年去世。王先生在从事野外测量工作的同时，也担任新职工的培训教师，培养了大批优秀测量人才。我们作为解放后第一批到工矿研究所工作的新职工，就是一直跟随他学习测量技术。王先生教学十分严格，也十分耐心，对每个学员都要手把手地教授。在他的严格要求下，我们都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知识基础。

　　另一位先生张树森，当时已经60多岁了，可还是坚持和我们一起上山出野外，教授我们野外实践知识。由于身体不好，腿脚不灵便，他上山下山都是我搀扶着，他那种老当益壮、愈老弥坚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。地质行业艰苦，这是出了名的，等到学成出队时，同期和我分来的10名学生，就只剩下了六七人，有的人就是因为害怕艰苦，临时打了退堂鼓。

　　经过半年的培训，我们这批学员要出师了，等待我们的第一个测验，不是考卷，而是一次野外测量任务。1954年3月，在王季登先生的带领下，我们到辛置煤矿做调查工作。全队近20人，除王先生外，全是新职工。这次任务是在辛置煤矿的一个河滩里做支线测量，主要手段是使用三角网，再做测图。野外工作一直进行了七八个月，直到12月份钻探队上来，我们才收队回到太原。

最难忘的一次遇险

　　1955年，测量队开赴晋东南的平顺、新城等地为长钢找矿，我也遇到了生平最危险的一次经历。

　　危险发生在我们从平顺前往新城的路上。那个年代，还没有条件用汽车拉东西，我们雇了几匹骡子驮着仪器设备早早就出发了。紧赶慢赶，走到平顺与河南交界处的玉峡关时，天色已近傍晚。攀到龙虎山顶，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翻过山，晚上住到山脚下的合间村去。从玉峡关下来一路上都是青石台阶，平时倒也好走，可是这个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，山路湿滑，十分危险。我当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给大家开道，一边走，一边和身后的同志说着话。

　　队伍走了七八里，到了一处悬崖边上，我一边往前走，一边还回头告诉后面的人小心。不料，就在转身说话的当口，我脚下一滑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一切都在电光火石间，身后的队员们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就摔下了悬崖。也是命不该绝，求生的本能让我死死攥住了手里的缰绳，另一只胳膊不停胡乱挥舞，猛地抱住了长在悬崖边上的一颗矮矮的酸枣。这一下，硬是把已经掉出了悬崖的半个身子稳住了。同事们从后面冲了过来，七手八脚把我拉了上来。赶到驻地，就着油灯看了看我身上的伤口，胸前、胳膊被酸枣刺扎得遍体鳞伤，只是当时过于紧张居然没有感觉到疼痛。就这样，我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

入党的曲折经过

　　1956年初，我被确定为12级技术员，工资一个月60块零5分钱。由于我勤奋好学、踏实肯干，又不怕吃苦，什么事情都抢着做，思想上也很早就要求进步，特别是1955年接连几件事情，我的表现都比较好，得到了大家认可，组织上考虑发展我入党。这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，也是一件好事。俗话说，好事多磨，我的入党过程就是这样。在那个政治为纲的年代，入党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瑕疵。

　　组织对我审查的时候，接到了一封来信，说我早年可能参加过阎锡山的童子军。童子军是解放前国民政府在全国提倡和推广的儿童军事组织。在山西，军阀阎锡山借组建童子军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在全省各个地方硬性要求学生参加，很多小学的学生都是稀里糊涂参加进去，当时我所在的学校就是这样，还专门搞了一个仪式。因为这个情况，研究所党支部专门调查了我的历史，派了两名同志到我的家乡了解情况。后来事情搞清楚了，当年因为我奶奶去世，我回老家奔丧，所幸没有参与童子军的事。审查结束后，1956年4月，我终于被批准加入了党组织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

　　1957年前后，自"五七"指示以来，全国各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，工矿研究所也不例外。各种整治运动、"三年困难"都让工矿研究所发生了不小的改变。

　　我至今还保留着两张上山下乡时的合影。一张是"欢送李春如下乡纪念"。李春如当时是工矿研究所计划科的科长，下乡前，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单身宿舍，朝夕相对，相互间感情很不错。1957年，他响应组织号召，第一个报名要求到农村去锻炼。临走前，所里专门开了欢送会，所长薛志德、书记石岗等领导都出席了，最后大家在太原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。后来，李春如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，之后又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。

另一张也是1957年"学农"的集体留影。随着上山下乡和学工学农运动在全国开展得越来越红火，工矿研究所也组织了一批职工到农村去"学农"。所里舍不得把技术人员放走，下放锻炼的大部分都是行政、后勤等部门的人员。尽管如此，当时仅测量队就去了四五个人。经过一年多的运动，这些下乡的同志们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有的人回到了所里，有的则留在了农村，还有的调离了研究所从事了其他行业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这个运动虽然对所里的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但是也间接考验了我们的队员，很多怕吃苦、吃不了苦的人都没有再回到地质工作的行列里来，地勘单位留下的基本都是敢打敢拼、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的优秀人才。

我们是"五好"先进集体

　　1961年，测量队接受了到阳泉从事铝土矿区勘查测量的任务。我和技术负责邢佑生打前站先期开赴小河矿区实施测量，随后逐渐扩大到杨家山、太湖石等地。最后，所里在太湖石找到了较高品位的铝土矿，遂将该地定为主要实施矿区。

　　为了便于实施整装勘查，所里在距离阳泉市五公里的郊区专门建了一个大院，钻探、地勘、测量队伍全部驻扎在这里，打了一个"小会战"。在测量工作过程中，我们测量组连续做了控制测量、小范围测量等多项工作，测得了1/20万的第一手地形图资料，为阳泉太湖石铝土矿区的勘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年底收队，我们测量组被评为所（当时已改名为地质勘查公司）的"五好"先进集体，公司领导给我们颁发了锦旗。此后，测量组又参与了公司的其他地质勘查工作，为公司的找矿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　　从1953年我参加工作，到1973年我回到劳资科，我从事了整整20年的地质测量工作。这20个春秋里，我见证了三局前身--工矿研究所的变迁，经历了测量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。

　　一甲子过去了，我已视茫茫、发苍苍，但六十年在总局发展的历史长河里，只是弹指一挥，三局仍然像青春小伙儿一般充满了生机与朝气。年华可以老去，青春可以流逝，但是我对总局的感情，对地质测量的热爱，依然炽烈不减当年。

　　"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"忆古思今，祝愿总局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好！